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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郑玄传》中的一个细节，值得引证于此：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

1983 年，由被誉为‘中国民法之父的佟柔先生主编的、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统编民法学教科书《民法原理》正式出版，这也标志着我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开始创立。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

虽其后屡生变故，殆将转为专制，又殆将转而为共和。课程设置都是苏联的法律，没有中国自己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40多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不断成长、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以儒家义理为基础，在这张法学版图上分布的法学板块主要有三，它们分别是经学、礼学、律学。查阅数十年来的法学文献，可以看到，劳动法、教育法、海商法、能源法、网络法等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在为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法律争取独立法律部门以及独立部门法学的地位。

（一）经学：承载儒家义理的古典法理学关于经学，蒙文通有一个颇具法学意蕴的论断：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刑法学知识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一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著作的引入，二是国外刑法学译著的出版。司马迁的这段话，不仅记叙了汉武帝太初年间制定礼仪并以之作为常典以规范后世的史实，而且还阐明了礼的功能：以礼治乱、以礼防乱，亦即通过具体的礼仪规范，划定人的行为边界，确定人的行为方式，进而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礼的规范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欲望。

这就是说，少儿时代的孔子就已经养成了对于礼的特殊偏好。就像唐代的唐僧主动到西天取回佛经一样，从清末到民初，一直都有一些人主动到泰西取回法经，西方法理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中国，很快取代了儒家经学，并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学版图上占据了基础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经学对礼学与律学的统领，大致可以揭示出儒家化时代的法学版图的特质。这就是说，律学就像经学、礼学一样，本质上是官学。

但是，以《法学基础理论》取代《国家与法的理论》，毕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叙述表明，近代成文宪法的远源，一是1639年的美国康涅狄克根本约章（现在一般称为康涅狄格基本法），二是1647年的英国克伦威尔军队草拟的人民公约。

自编的民事政策学教材和刑事政策学材料，薄薄的两小本，是当时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资料汇编，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理论。行业法与领域法都可以视为跨部门法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行业法学与领域法学，则可以视为跨部门法学的概念。其中，法家法学的一些原则、理念，虽然较多地受到了一些特定的诸侯国君（譬如秦孝公、秦王嬴政）的青睐，但在诸子百家中，却未曾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法家法学的总体精神可以归属于司马谈所说的一断于法，当然也可以概括为以法治国或缘法而治。

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道家人物还有上文提到的杨朱。法家法学自然也不例外。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这些记载表明，青年时代的孔子就已经成为著称于鲁国的礼学专家，已经在礼学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在宪法萌生成长的进程中，英美两国做出的贡献更为显著，英美两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地塑造了宪法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形式。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原因，清末的民事立法，比较自然地选择了欧陆的模式。

礼学与律学是经学的具体化表达、制度化呈现。进一步看，百余年前，中华民族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决定以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为蓝本起草法典，完全出于自主抉择、主动继受。

比较而言，这几种思想文化渊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孟子所说的王道，主要是指古代圣王所承载的道，亦即圣王之道，它具有形而上的思想特性，可以视为孟子政治法学的理论依据或逻辑起点。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没有成文的民事诉讼法典，而导致民事诉讼法学无的放矢，那么试行法的颁布终于使得民事诉讼法学‘有法可依了。孟子所说的王政，可以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政体概念。从渊源上看，作为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古典法理学的经学，主要承袭了先秦儒家的法理学。这就进一步说明，礼是人的行为规范。

开始也就是采用苏联国家法的架构，加上中国的材料，但观点还是苏联的观点。下述两种根本法俱由清教徒建立：一为美国康涅狄克根本约章（Fundamental Order of Connecticut 1639）。

在为新法寻求新理之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的压力下，严复在1895年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认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就是说，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与国家的理论的分离，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相对的独立。

那个时代的维辛斯基，堪称苏联法理学及苏联法学的主要象征。在此基础上，申不害立足于三个关键性的法律环节，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理论：以明法的原则表达法律，以任法的原则运用法律，以行法的原则实施法律。

在周公之后，孔子是这种礼的代表性的研究者与传承者。当时的宗教革命者——即清教徒——最初不过反对英国教社中的繁文缛节与其专横。根据学者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刑法学复苏，建立在50年代引进苏联刑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较之于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的部门法学，无论是行业法学还是领域法学，都具有一定的交叉性质，都可以视为新兴的交叉法学。

在20世纪20、30年代，吴经熊更加自觉地传播西方法理学，并试图实现中国法律、中国法学、中国法理的西方化，通过以吴经熊为代表的法学家群体的努力，在20世纪上半叶，以西方法理取代儒家法理、儒家经学的目标，大体上是实现了。囊括了诸子百家的法学版图如何绘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诸子百家的法学进行分类考察。

律学研究的刑律主要在于救济或矫正失礼行为，因而，研究刑律而成就的律学可以称为救济型法学。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学版图上，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学版图上，法理学之外的法学板块，如前所述，可以由供职于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苏联法学专家所分布的教研室来呈现，在上文的叙述中，主要分成了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三个板块来予以呈现。

譬如，有论者认为，维辛斯基法学的核心是阶级论，即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和阶级统治工具论。孔子关于礼的种种论述，散见于《论语》《礼记》等多种传世文献，相关论述中蕴含的学说、观点，都可以纳入儒家法学的理论谱系中。

这一次民法起草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引入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民法的基本走向。其中，他在1896年至1898年期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宪法生成学表明，近代成文宪法的起点在英国与美国，在宪法的成长过程中，虽然英国、美国与法国都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三者之间，经学居于统领地位，是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礼学研究成果是研究者自主选择的。把经学视为子、史、文艺不可抗衡的无上之法典，固然有助于揭示经学的规范意义。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这就正如蔡枢衡在20世纪40年代从批评的角度所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

如前所述，从汉至清的礼学既根源于早期的周公、孔子，同时又以儒家的六经作为依据，这就意味着，礼学既是经学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学的具体化、规则化、条文化。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